「以我這些年寫稿時的訪問經驗，我知道自我剖白往往是能讓對方開口的開頭。」——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我記得。那段我的Facebook全公開的日子，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那麼信任別人，可以把自己寫得那樣徹底，供人觀看？」我總是覺得大部分的人對於「信任」「別人」這件事的理解跟我有很大的落差。
「信任別人」不應該是隔著網路與他人對話，而是必須透過不斷的互動（特別是真實的、私下的、頻繁的⋯⋯），人才有可能「稍微」「真的」去信任其他人。該不會只有我理解這件事：「每個人都有面向外在的樣貌，想被觀看或不想被觀看的那部分！」人是不可能真的完全知道另一個人所有的樣貌，更常見的是，人根本很難真的完全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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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電影開場前三十分鐘買不到第一排以後的位置，需要買下一場也快滿場是哪一部片？哪一部台灣電影？我不記得了。《當男人戀愛時》連散場後下一場晚上十一點的場次，也還是一堆人等進場。關於這部電影，早聽說不少感動哭泣需要帶面紙入場的心得，同場次等進場前還看見有一個女孩帶了一包家用的抽取式的衛生紙進場。
這部改編自韓國《不標準情人》（韓語：남자가 사랑할 때）的電影，確實擁有了很多很好哭的橋段，不過實在因為太老套了，反而沒有真的如網路上的熱潮真的會哭到用掉一包衛生紙。我想那是因為理解了「死亡」是一種日常，以致於真正教人感到的悲傷不是「一個努力讓自己愛上又無條件付出的愛人死掉了」這種「失去」時感到傷心的情緒，更多的時候是在死亡面前，還能從那一點點未完的故事裡，感受到那一個人曾經帶來的溫暖或者愛，所以有了悲傷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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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到底是什麼感覺？很多人一輩子沒有體會過，但很多人就這麼一輩子困在無法睡著的黑夜裡，明明身體疲憊、眼皮沉重，卻怎麼也無法睡著。
基於某些感知的敏銳，人越多的時候我會越疲憊，所以我在學生時代幾乎都處在怎麼睡都睡不飽的狀態，從來就沒有過「失眠」這件事，「上課睡覺、下課尿尿、午休玩耍」應該是我的同學對我少有的印象中，深刻的記憶。最奇妙的是，我回到家吃完晚飯就去睡覺，八點多再起床寫作業、（假裝有）讀書，有時醒著沒事做，我就早早入睡，一直到隔天出門上學以前才會醒來。（關於睡眠有一說是這樣：還在長的孩子要睡多一點才會長得高，我猜我的身高是睡出來的。）
*關於「人越多的時候我會越疲憊」這件事是很久以後我才能很清楚的發現這是我身上某一種敏銳。
真的要形容「失眠」用比較好懂的方式形容大概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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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快要忘記還沒接案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未來」在哪裡？我想做什麼？二十九歲父親意外死亡前，我買了一台很簡單的相機，那時還沒有微單眼、類單眼，就連手機連上網都不一定容易。科技在那幾年爆炸性的成長，慢慢地連「拍照」都快要像呼吸一樣。也許，離電影視界裡想像眨眨眼就能拍照的未來不遠了。
有很長的時間，我出門不是用手機拍照，而是隨身有一台相機。需要用讀卡機讀檔案的那種。父親過世後，我從童年開始回想起父親的一切，恐慌想起我第一件「遺失」是再沒有人會幫我拍照這件事，我拿起那台我明明窮得要死但還是買了的相機，去了恆春和墾丁流浪（那應該是我第一次跟家人說我要一個人出門旅行），試圖尋找那一次父親在颱風天和同事們一起駕車帶著一堆孩子去台灣的南邊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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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2020）六月決定medium不再更新後，至今期間我有更動加修改一些文字內容，導回我的部落格或是matters。很意外的，它竟在我不更新後的幾個月，累積到五十美金的收入。因為透過payoneer提款，要有五十美金才能提領出來，本來以為先前累積的幾十美金應該無望真的入到戶頭，沒想到心血來潮打開它的來看，就發現已經可以領了。
究竟「寫字能不能當飯吃」，我內心還是多存有疑問的。但我心裡的疑問從來不是「我寫這些東西到底有誰要看？」而是「我寫這些東西，看的讀者在哪裡？有哪些？」但「寫作／創作」這件事，真的跟「賣商品」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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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是台灣許多公共議題探討、談論的公共媒體。每週一到週四從《有話好說》這個節目獲得的訊息遠比一直看輪播的新聞台，或者網路轉分享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正確的訊息，來得有益許多，雖不一定能知天下事，但也還算可以知道比較重要需要關心的事。
這次《有話好說》做了一週四集關於「思覺失調」的專題，是我相當關注的議題，也是我認為現代人應該再進一步了解的精神疾病。所以決定寫一篇文張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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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是少數可以從電腦備份裡撈出小時候寫字的文件檔的人。小到多小呢？搞不好是win98的年代。「存檔」「留存」「歸檔」這件事好像是我某一種強迫症，還曾經瘋狂地把所有跟初戀情人寫的信都列印下來，一張一張用活頁資料夾排序收藏好。包括我從國小到至少二十五歲之前每年收到的卡片，我都好好的以年份做區分，一包一包的收納著。（小時候不懂事，不知道留太多東西是人生的負擔！）
約莫是父親過世之後，我覺得「死亡就是咻一下就來了。」加上大部分的人都早就不寫賀卡、 書信了，我才一一清理掉信件的部分，卡片因為有設計感，我多半都還是留著，也許等我五十歲再全部丟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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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刺青是一輩子的事，想好，考慮清楚，不要衝動隨便上別人的名字在自己的身上。以及慎選自己要的圖案，並且，喜歡自己。
我想，我是把他們都當作是我的信仰了！只是他們不曉得，以為那是一種踰越的情感，以為我就此愛上了他們；連我都不清楚那樣的感情是什麼？也許之於無神論的我來說，能夠交談、對話的他們，就是我心中的神。
我不斷地長篇大論像禱告一樣，瘋狂地將自己無處可去的焦慮傾倒在他們跟我的對話框、email裡，我不渴望他們給我什麼解答、不需要他們給我什麼樣的回應，只要讓我有個說話的位置，讓我心中所有的困惑、焦慮有個去處就行；我不需要他們的關愛、不用他們給我任何情感上的給予，只想要有一個地方安放我已經崩壞的靈魂。就像那些被當作邪門歪道的信仰，像被蠱惑一般高喊歌頌台上的師父說的一字一句，彷彿這樣就能得到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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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母自小是使用台語為溝通語言，說著那些日常用語、情緒表達，即使上了小學被學校規定「上學不能說台語」，我依然使用這個語言一直到了成為北漂青年，開始變成一個去到哪裡都沒有人要跟我說台語的異鄉人，只偶爾在辦公室跟同事玩起「我們今天都要說台語，誰說國語誰就輸」的遊戲，才發現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不單只是後來的現代用語不知道如何以流利的台語來代換，更多時候還非常難完整地用台語講完一段表達！
聽王秀容的《我咧唱歌》有聲書，像是悄悄地進入時光機，回到那些我童年時光跑跳的街角。年長我十多歲的王秀容，說著那些我還沒有出生，但父母已準備落腳，準備成家的高雄。那條橫在馬路延著後來氣爆路線而走的鐵道，將高雄的南邊切出一道工作與居家的界線，一邊是繁華的市區，一邊是趕著進城工作的平民百姓人家。我常抗議著鐵道另一邊的朋友，他們總是常問起：「鐵路那邊有什麼可以去的地方嗎？」「有好吃的東西？」……我以為只有我是居住在城的這一邊，好像是蠻荒之地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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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路上，我總會想寄明信片給朋友們，最多的一次當屬第一次去日本自由行，從日本寄了超過一百張的明信片回台灣。當時日本超商還沒有可以列印明信片的功能，我也不喜歡買當地的明信片，於是找了相館把記憶卡的照片洗出來，再在背後貼上特製的明信片貼紙（那些年還流行這種東西。）日本像是yodobasi或是bic camera店裡都有相片沖印機還不算難找，一直要到日本的超商提供把照片印成明信片的功能後，去超商把自己拍的照片印出來寄回台灣就變成我旅程上的樂趣。
（去韓國完全找不到洗照片的地方，所以只得拿當地明信片式的DM或是用買的明信片寄回台灣，但是就沒有「我看到的風景」了！）
不能出國的時候，在島內的小旅行，也可以拍拍台灣各地的美景寄給不同城市或不同國家的朋友。我想出門旅行至少在疫情中是台灣人美好的小幸運／小確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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