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只在金泰梨的戲劇作品看到這個「缺乏」其實不然，只是恰好她演出的角色裡比較容易看出台灣對「女角」這件事的定位，經常過於刻板，或者是根深蒂固的讓「女性」只能擁有一種樣態，若是偏離了那個定位，就會被貼上標籤，連帶著帶著男性的樣貌也隨之固定在無法柔軟的塑形。
金泰梨最經典的一角，是她出道飾演同志的作品《下女的誘惑》（아가씨）。從這個角色起一直到《外星+人》（외계+인 1부），很難不發現在金泰梨的角色裡看見剛柔並存的性格，並不因在《下女的誘惑》裡扮演女同志而刻意在兩個女角中取其一以較為男性化的裝扮，也沒有因為在《陽光先生》中與李炳憲大談戀愛而將其中高愛信一角打造成刻板印象中「男性才會喜歡」的模樣，時而在起義時穿上西裝像個男子，回到「小姐」的身分時，亦可有著女性溫暖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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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乎忘記我有很長的時間是背著大相機四處拍照，在大多數人還沒有那麼瘋狂地去哪裡都要打卡、看網紅去哪裡都要朝聖，在社群媒體還文字圖片比重一比一的年代，在影像的取得、手機的畫質還好不到可以拿來拍微電影之前，我經常地拿著相機，停在街邊拍個人孔蓋，拍日本街道上互相交錯的電線，拍沒有人想停下來看的景色！
疫情之前，韓國的八天七夜，是我最後一次在街道上隨性地拍照，不如那之前的大量，但比起疫情後窩在家再出遊的意興闌珊，我還是留下了大量的韓國街景，在一次次的按下快門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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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二◯一七年成立工作室把家裡的書好好的安放在自己規劃的空間裡，我才發現比起「看書」，我更喜歡的是電影（影視及音樂）。
跟686的緣分始於淡水有河開店前，我們在小小書房碰過面。那時我還是個連自己喜歡讀什麼，甚至不太讀書的人。從小小書房、淡水有河開業後，幾乎可以說是那個時期想開書店的人，心裡某種對開書店的想像、範本。一年多後我從台北離開搬回高雄前，也沒去過幾次淡水有河，倒是只要北上有機會到淡水（吃喝玩耍，或買沙其瑪XDDD）便會到淡水有河一逛，然後一定會帶走一本書（半是隱匿的詩集，或者劇本）了表我對於獨立書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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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過無數個人的排版檔檔案，看過非常精細的版面配置，但絕大多數幹排版的人，幾乎沒有辦法細緻的把一本書的版面版型設定好。後來我才知道讀平面設計或是視覺傳達相關科系的人，很多人沒有學過indesign這套專業的排版軟體。對於一本書（或一份十數頁的文宣）沒有「拆解」與「歸納」的能力。
（會做設計的人不一定會排版，多數人都忘記自己在用電腦軟體，還在那種非常土法煉鋼的方式，只知道在每一個版面去擺放元素的位置。欸，現在是數位時代，不是手工拼版的年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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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編劇應該都中了韓國戲劇的毒，寫校園故事都偏要先來一段闇黑的霸凌，好像不這樣就不是「學校會發生的事」。《第九節課》這個以長會長拆想放設法要阻止孩子與老師之間的師生戀，並以母親的保護之名行控制孩子行為及操弄權力控制校方的故事，就很夠劇情發展了，不知道第一集幹嘛非要先形塑張一翔這個角色的壞？大概想不出其他法子讓陳孟筠可以有扭轉對張一翔的印象，好讓他們有機會譜出戀曲。
學生的壞有很多種，有些專挑老師對付，有些則愛欺負弱小，真的為了要槓上母親的控制，不一定需要前十分鐘那些霸凌同學的舖陳，然後突然能扭轉為「他是一個暖心的男孩兒」而讓劇情有了直接被拗過去的轉折（其實整部劇都一直呈現這種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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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的時候朋友傳訊息來問我能不能支援幫忙做幾張活動文宣？我說好，通常我只要不出門，手邊有電腦誰找我支援，我應該都不會拒絕。那是「郭怡美書店」的活動文宣。這幾個月還滿常看到它的名字，在我刪去大量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與再不追任何書界的網紅、意見領袖後，那些跟書有關的訊息，大概只剩下幾個已經成為朋友的案主們相對與工作無關的生活訊息了。（我實在受不了這年頭做書的人經營自己比做書認真。）
我看著文宣活動發來的幾張照片覺得甚美（這年頭，書店都要假掰文青美，我常懷疑打卡拍照的網紅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手上拿的是什麼書。）我順手搜了一下郭怡美的資訊，是座落在迪化街上、在我喜歡的老建築裡。跟朋友說了，過完年北上要拿相機去拍。（我的目的地本來就是迪化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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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回看台灣以「科技為題」做未來世界的想像，通常都很生硬的，只把現有階段能碰觸到的科技應用在未來世界裡，常常造成「原本要說的故事還不差，但硬要安插進『未來』就顯得失焦且多半讓那些沒有想像的科技技術都像多餘一般的存在著！」
前有迷你劇集2049為前例，能說的「未來」大概就是那些：通過數據演算個人的行為模式用以預知、控制將要發生的事，甚至是透過科技去消除或重組記憶⋯⋯企圖用想像的未來去思考「如果這種事發生了」，但泱泱晶片大國的這些故事情節，多半都真的只想「預知未來世界的樣貌」，而沒有認真的透過「人性」去思考，說的那些故事邏輯到底合不合理，或者場景的轉換是否達到了「全面」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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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名為「我愛書」的大書袋及小書袋，一直是我的商品中熱銷且默默賣完的品項。事實上它的原名叫「帶書出門小書袋，買書不要拿紙袋」，但名字太長了，只好縮減一下。
疫情前我曾到台北迪化街永樂市場找了一支很喜歡的布，當時還有一些鮮豔、我喜歡的布色，沒想疫情間用布的需求大減，許多布色都不再產出，只固定會有黑、深藍、紅，這種基本色款，為此我必須再北上永樂市場找新的布色；但疫情期間我實在因為熱愛宅在家中與世隔絕不想染疫，所以遲遲沒有北上，直到手邊色彩繽紛的布料全都做完沒布，且疫情也趨緩，我終於起身又到了台北。（其實也從過完年後的書展又延到二月中。但你問我真的怕人多染疫嗎？也沒有，就是某種「堅守到底」的固執而已。）
年滿二十歲到台北工作的時候，我還是一個沒有多餘的錢買電影票的青年，那會兒台灣電影沒啥人看，偶爾報上有換票的活動，剪下報上活動宣傳後去西門町真善美戲院換票和女友去看了《十七歲的單車》，再早之前也和她在士林夜市的電影院看了李安的《臥虎藏龍》，不知道是不是後來的人生壓力特別大，總是會有一個從高處墜落沒有底的谷，再從夢中驚醒！
要說「電影」這玩意填充了我生命中絕大多數孤獨的日子，我想那個一起看很多電影的初戀女友應該是開啟我與電影那扇門的人，在往後的人生中，不管身邊有沒有人陪，「看電影」成為我人生的必須，比書還要重要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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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的同志劇究竟要有什麼條件，我想要先拋去那種總是用盡力氣在故事情節裡明示或暗示自己心裡的委屈，在那之中不斷地像陀螺一樣始終找不到方向的打轉，才比較有機會讓觀眾從「窩在委屈」中跳出來，看見「不一樣也都一樣」的部分。
從「成為家人」出發，少掉了多數提及「同性戀」會拿來議論的「性關係」，讓人更清楚看見「喜歡同性」「跟同性成為伴侶」其實「性關係」只是某一部分，更多的時候一個人要跟另一個人建立一段關係，必然是要透過彼此相處陪伴，在是枝欲和電影中大量以「沒有血緣關係」甚至還牽扯不上「有感情」的人，都能透過陪伴而成為不可切割的家人，更遑論是「有愛」的同性伴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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