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在生活的壓迫裡,我們無法閃避的傷害!

本以為《我們與惡的距離》進入第二週,會去討論媒體的嗜血,及針對媒體主導議題及風向去舖陳劇情。每一集的片頭,都以「網友討論」的幾段小留言作為開頭,讓大部分的觀眾從網路上的言論搭配著故事的進展,反思我們與社會和家人的關係。

先將「媒體」或「網路(輿論)」主導所有風向這件事抽出,回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去探討:「我們真的了解我們的家人嗎?」、「我們真的有能力關心所有生活中與社會上的種種問題(議題)嗎?」、「我們真的可以從自身的情境中,試著去理解他人所面臨的困窘嗎?」劇本用幾個對照組試著讓觀眾走進自己的生活、家庭、內在。

當人面對極大的生活壓力、自我過度的要求、無法與自我和解的責備,在在都是形成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被診斷「思覺失調」而誤以為是挾持幼童的應思聰是如此,活在兒子死去傷痛中的宋喬安也是如此。

當宋喬安對著劉昭國問出:「難道李曉明的家人都不用付一點責任?」的同時,劉天晴在學校的言行,也將這個問題再拋回給劉昭國和宋喬安這對父母:「天晴在校表現是不是父母應該要加以關注?」而李曉明的母親說出的那一段:「沒有人想要養一個孩子一、二十年,養出一個殺人犯。」像是在與劉喬安對話,加害者家人與被害者家人的對話。

加害者家人與被害者家人的對話,這幾乎是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出現的事。但透過戲劇,我們可以在劇本裡,透過各自生活片段的相互交錯創造出對話的可能性。在每個人都忙於生活的同時,任何一個人都會因為自身的狀態,忽視掉任何一個與我們親近的家人或朋友,更別說遠遠沒有關係、過分陌生的加害者與被害者本身和雙方的家人。

這部電視劇要探討的不太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更甚是帶著我們思考,在龐大生活壓力的時間分配裡,我們與於自身以外的人、事、物,有著什麼樣的距離?是不是因為過分匆促和緊迫性,常迫使個人本身在網路上的言論或是大眾傳播媒體成為「惡」的根源?(當然也包括在LINE的群組裡所製造出的討論,究竟適不適合作為「溝通」的方式!)

劇本走至此,沒有太大的問題,順帶偷渡國際兩公約、相關精神疾病判定標準和個人與親友對於精神疾病的病識感及心理諮商的必要在角色的對話之中。透過戲劇觀看加害者與被害者家屬所面臨的困境,再或者從已經形成的精神疾病和潛在的精神壓迫間,都不是用來質問觀眾「我們是不是成為那個製造惡的根源?」

而是像王赦那樣,讓我們重回加害者本身,尋找形成犯罪最初的原因!倒是這個角色埋下一些內心戲,到底王赦為什麼像個心理師一樣,想要幫助所有人找到那個最關鍵的因素?真的找得到嗎?找到就會改變一切嗎?

兩場擁抱的戲實在會讓人落淚,每個人都是受傷的人,每個人都想得到抓住那根解救的繩索,而我們始終都無法拿捏要用多少的力量,才能讓受傷的心再次痊癒。而這些都將不再與惡有關!

很少台灣電視劇敢挑戰「互相傷害」這事,寫得太滿、太過,像鄉土劇總是非得用全身的力氣嘶吼,情緒太滿、太激盪,又會讓人覺得無理取鬧。傷害摯親的人,不需要太多情緒和言語,只要一句:「妳為什麼不跟劉天彥一起死掉。」就夠宋喬安痛苦一輩子(結下母女一輩子的心結。)

洪都拉斯這個角色讓我頗意外的,在他的表演和角色設定上。全劇的男性幾乎都在突顯女性較於男性的堅強、壓抑、柔軟、脆弱和互相傷害的攻擊與防禦。女性較男性的敏感(敏銳)需要多一點被理解的機會。事實上這整個社會的壓力鍋,都需要再溫暖一點的對待。

這部電視劇把男性的角色設定放到女性之後,也讓人可以看見在這樣「假男女平等」的社會裡,女人在職場、家庭中的樣貌。她們通常不只是要承擔社會的眼光,還必須處理本身對外、對內的情緒,需要很大的支撐,才能放過自己。

這部電視劇的角色設定彼此扣在一起。而且極為細膩。難得精采!

《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
導演:林君陽 編劇:呂蒔媛
演員:賈靜雯、溫昇豪、吳慷仁、周采詩、洪都拉斯、陳妤、曾沛慈、林哲熹、林予晞、施名帥、于卉喬、檢場、謝瓊煖

延伸閱讀: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一、二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三、四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五、六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七、八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九、十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電子書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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