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不安一直跟隨著我從童年、青年一直到中年。我用盡力氣奔跑,從她的不安中逃跑,卻一再地往她的不安奔去,直到我發現自己已經長成一個焦躁的成年,想要掙脫那樣不屬於我的不安,我已年近中年,而我已失去生命中對於未知的探尋。

小學的最後一年,我便違規地自行騎單車上學。(到底為什麼不能自己騎單車上學我也不懂是什麼規定。)姊姊上了國中,我不用與她一起上放學,像是被釋放一樣;有了單車我的上、放學時間縮短了,也意味著我離開或到達學校以前,多出比別人走路上學更多的時間。

我最常需要做的事是「找一個藏單車不會被學校老師或同學發現的地方」,停好那台帥氣的,女生不騎男生跨不上去的單把單車。在課後,我會騎著它在城裡的大街小巷閒晃,像員警巡邏般的在家與學校的路線上兜轉。

說是規定不能騎單車到校,但級任導師和同學們應該全都知道我「就是騎單車上學」,我既不張揚也不炫耀,也未曾呼朋引伴去挑戰所有「大人要求我們應該怎麼樣」的規定,我默默地做著「我就是要這樣做」但違返規定卻又「不知道為什麼應該被限制」的事。

我從不挑戰過於危險的事,也不做那些「要跟大人多做解釋自己幹嘛那樣」的事,或者完全不做任何「會被質疑不可以這樣那樣」以及任何需要跟人有太多交集的事。除了課業再怎麼努力都在那個怪物資優班級考不進前十五名之外,我應該算是一個可以中規中矩的孩子,即使違規我也會花點心思讓自己的言行在一定的標準之內。(在大人以及我自己的標準以內。比如說:講髒話,我會收斂自己只在某些過於氣憤的狀態罵出一兩句,而不會讓它變成口頭禪,成為別人挑剔我的缺點。)

母親應該是太不安了。

那個十來歲的年紀,大部分的家長都還在思考「孩子在外面會不會有危險」?母親卻擔心我去幹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即使我每天只在上、放學時間騎單車閒晃,上學早到放學固定時間到家,不呼朋引伴也甚少與同學出遊,早上起床時不用鬧鐘,規律地在六點起床、六點二十分打開電視看那短短十分鐘的卡通⋯⋯

我似乎沒有對母親在我身上投放的不安做出什麼反應?像植物行光合作用一樣,吸進母親呼出的二氧化碳,吐出氧氣讓母親能夠好好呼吸。我只時刻地緊繃著自己不越界的行為,不要讓自己成為壓垮她的那根稻草,而母親應該也在她的不安中努力的想掙脫,不讓家中本來已經過分壓迫的氛圍真的在某一瞬間爆炸開來。

一直到年過三十後,不知道閒聊什麼,母親突然說起:「你以前說你要去打球,我跟蹤了你幾次。」

那是我十五~二十歲之間的事。離家有一段距離的學校,是可以騎單車上學的。為了不讓校門口的糾察隊檢查服裝儀容,我都是第一個到校,穿著短褲進校門進了校門才穿上制服的背心裙,下了課又在學校打籃球到夜校同學進校門才離開,週末的三點半離開家門騎車到學校打籃球到了五點半才回家吃飯,這樣維持五年的週末打籃球的習慣。

我笑著問母親:「所以妳有跟到我亂跑嗎?」

母親露出一臉當年她不會有的輕鬆說:「沒有啊!你真的都去打籃球耶!」

母親說她會坐在籃球場隔著一個操場的教室旁看我打球,跟了幾次覺得無趣後就再沒有跟過我出門。而我的習慣是,我既然喜歡也想做這件事,就不會被中斷或被阻止,不論春夏秋冬就連大雨我還是會很喜歡在雨中投籃。

也許也是我過於執著做著同一件事,引發母親的不安:「哪有一個孩子天天出門真的是去運動?」「哪有一個孩子不會悄悄的去做怪?」

我從未發現母親的跟蹤,也深深懷疑她所說的這些細節有些只是她捏造出來的。但我完全相信她所描述的當時,她對自己的人生和身旁她所需要負擔的那些焦慮不安,確實會讓她做出「跟蹤」及「確認」的選擇。

成年以後母親任由我選擇自己的人生,北上工作前她從我與女友的書信發現我和同性談起了戀愛,她花了一點時間接受了這樣的事,以及接受我真的起身逃家,逃離她的不安,她給我而我一直移不開的不安。

當我回到高雄生活、年過三十後,母親笑著提起那時她對我的跟蹤,語氣裡還帶著一種「為什麼當時會這麼不相信你」的疑問。那一刻不知道她是不是終於弄清楚了:

也許人的一生,就是不斷、不停地對抗自己內在的所有不安焦慮,不要時刻讓自己像已經緊繃到會斷掉的橡皮筋,而要擁有那些伸縮的彈性。

中年之時想起母親在我年少時散發出來的不安,仍然會使我胸口像是被壓住什麼而無法用力呼吸,我總是深怕著我只要踩錯一步,就會使母親做出任何我不想發生的事(任何會躍上社會新聞版面的事);這些不安也已內化成我身體、生命的一部分,我需要用盡全力朝著自己所堅信的信仰,才能稍微解開那些不安與焦慮。

其實。母愛系列。

圖:200810三信家商。底片機。這應該是母親當時的視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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