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生在一個兄姊眾多、務農的家庭,與我最大的表姊僅有一歲的年齡差,跟四、五◯年代許多為了讓家裡的兄弟繼續升學而中斷求學開始工作的女孩不一樣,但相同的都是因為家中經濟不允許而輟學。

母親考初中升學考時,家中因為替人作保而破產,連同豬隻、單車都被貼上了封條。考上第一志願的母親,在學校老師的遊說還是無法使外公同意讓她繼續升學,母親便從小學畢業就開啟了她的職涯而失學。

這個「只有小學畢業」的故事,我從第一次聽到最後一次聽,大概過了三十多個年頭。每一次聽母親帶著無限感嘆的語氣說起「當年」,都能感受母親內心對於「無法繼續升學」的悵然,便問她:「所以妳原先覺得自己可以做什麼?」母親的答案裡,我記得的是「律師」。

有幾回我也便問著:「妳後來出去工作沒有想繼續讀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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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那時與母親徒步在學校附近一起吃早餐的日子,也許不是如當時的我所想,她是讓我不要有任何機會在上學的路上走偏了,可能更是讓自己身邊有個人陪,不論是我陪她或她陪我!

我像母親,獨來獨往的性格像極了母親,即使與其他人相約出門,都是直接約目的地,甚少先約碰面再一起前往。但比起母親,我必須在更自在的狀態中等我想等的人,或者在沒有催促的壓力中讓別人等待,關於這些等或被等的事,形成我的社交活動匱乏,總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看電影、一個人幹那些孤獨指數爆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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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母親偶爾聊起外婆,有時不寫下來便會遺忘。母親應該不太清楚她與我閒聊的、生活互動,我經常會寫在網上當作記錄。

偶爾聊起外婆時,母親就會有著「女兒」的樣態跑了出來,像在跟誰說著她與自己母親的事,也沒管我是她的孩子而流露著她還是孩子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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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歲那年北上台北工作,不像父母年代的青年去外地打拚,給人一種「小大人」的感覺,也不像那個年代每個青年都十五六歲就離家工作,每個人都肩負重擔卻又青澀懵懂,彼此之間惺惺相惜、相濡以沫,而跟另一個同鄉、另一個青年,建立起那年代才有的情誼,人在異地是需要一點與家鄉有關的連結。

那年代的也有些甚好的主管,看著那些孩子離家,也經常有著照顧自己弟妹的呵護,手把手的把能力好的拉拔上小組長、小主管的位置。母親就是那個升遷飛快的小組長,我總會在她說起她的年少時,從臉上看見她無比的自信,而那個提拔她的主管,至今八十好幾,有時還會邀約母親一聚,或者總愛在電話裡開我玩笑,依然像是我的阿姨般與母親維持著不遠也不近且超過六十年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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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北上工作,我與母親正處於誰都不想跟對方多說一句話的狀態,或許應該說母親囚困著自己的那些不安,始終都讓我恐懼與她對話,不論我怎麼安靜的待在她身旁,努力的想讓她看見「我還在」都無法消減她自身的不安,以及對於擁有與失去之間的緊握或鬆手,總是無法用對力氣。

我或許擁有某種穿透的能力,能夠抽絲剝繭的望進母親的不安與焦躁中(也許不只是能望進母親的內裡)我越是理解母親的不安,就越感無能為力!我越是想要用力掰開她從不安中緊握的手要她放輕點,就越容易拉扯著彼此墜入深淵裡。

我爬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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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在未滿四十歲時與跟她同齡的父親離了婚,在離婚之前,應該是母親或是家中的女性長輩(比較親近的幾乎都是女性長輩)有提起「爸媽離婚後要跟誰?」這種父母協議好就好的問題,除了這類的問題會讓我覺得心煩外,還有記憶的大概是空氣中一直凝結的氣氛,以及母親散發出來一種受傷的、無處可去的情緒,還有父親不再像大玩偶一樣好玩的安靜。

「離婚」這事,到底代表什麼?對才滿十歲的我是無法理解的。也許就是:「啊不就爸爸媽媽沒有住在一起而已?」我是一個怪孩子,對於父母的依賴或是對於同儕的陪伴,似乎不那麼的需要,但在群體裡的生活,還是會因為旁人的情緒、情感,感受著其他人的內在,不過我的確沒有感到世界要毀了,多半是想「這有什麼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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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清晨,我躺在房間裡聽著房外的聲響,先是從劃破寧靜的電話聲,嘟嘟嘟的喚醒睡夢中、我們一家。父親先接起了電話,隨後聽著母親的聲音在漸漸充滿陽光的屋裡啜泣,隨後母親的步伐急促地在客廳和父母的主臥間來回進出,我隱約聽見母親說著她的母親我的外婆在清晨的睡夢中失去了呼吸、離開了人世。

我和姊姊沒有起床,母親好像也沒有開房門跟我們說這個消息,在我們起床的時候,母親已經飛奔回潮洲的娘家。輪流在母親幾個兄姊家寄養的外婆,最後在長子的大舅舅家搭起了靈堂。

那時母親與父親正吵得不可開交。我與姊姊張開了全身的細胞,接收著父母之間極細微的情緒變化:那些深夜的爭吵會讓我從上下舖的上舖縮到姊姊下舖的身邊,依著她入睡;父親不知道從哪來弄來一台小客車,送我們到大舅舅家後沒有進門;母親與父親之間也在守靈的時候成為了其中一個閒談的話題;父親後來在出殯那天,走在隊伍後頭,我們跟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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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記憶中,母親不像後來青少年時期是長期把家當工廠的。

那個年代的成衣製造還沒有大量外移,南台灣的女性勞動市場,多的是散落在城市各處,只要有空間就能當廠房的透天厝,或者是如後來電視劇裡描寫「成衣加工廠的女工」的工作環境,一排一排的縫紉機、拷克機,和連結著高高掛起小水桶的蒸汽熨斗燙衣平台,井然有序的在整棟的成衣加工廠裡創造那年代某一小塊的台灣經濟奇蹟。

我的童年就在這些「做衣服」的阿姨家、工廠兜轉,但最遠好像也不過是一個學區的距離,我走路能到的地方。

除了工廠和家庭式的透天厝裡的廠房,有些老裁縫師眼力體力不行了就在家掛上「修改衣服」的看板,好讓鄰里間需要這個服務的人,有個地方修改不合身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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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則跟母親有關的故事!

母親出生在二二八發生後的幾年。我很少可以從母親口中問出一些當時關於她所經歷過的台灣是什麼樣子的?只知道她稱我的外公外婆,偶爾用日文稱謂,偶爾用閩南話的阿爸、阿母,但多半是在與我的阿姨們閒聊時,才會出現比較多外公外婆的痕跡;外公在我出生前好幾年就過世,而我印象中的外婆也幾乎模糊不清,只記得她弓著已經直不起來的背、步伐緩慢地落在人群後,有時我會回頭看她一眼,或者母親要童年的我放緩腳步陪外婆慢慢走。

老蔣過世的那天我還沒出生,沒看過那個黑白電視裡真的都是黑白畫面的場景。倒是小蔣過世時,我還有點印象,但我還是記不得小蔣過世的社會氛圍,也不記得當時世界是怎麼哀悼一個人的離世;那年的前後,我對死亡有些概略的認識,但不因小蔣,而是因為我長年中風臥床的爺爺和年過七十的外婆在同一個時期繼離世,我懵懂不知道為何要哭泣?或者無知想要從大人那糾結在一塊的表情中轉過頭去,想著「為什麼大人都不笑了」「為什麼要哭得那麼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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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應該是女性角色裡,最難捉摸的一個身分,或者應該說,比起女孩的彆扭,從旁觀的角度,切換不同的身分辨識母親的悲喜苦痛,是生命裡難以言述的艱難。特別是跟母親有著同樣的性別、有著同等的細膩和一模一樣的彆扭,就更容易深陷之中,那些關於「愛與不愛」的自我對話,常常糾住對話裡的縫隙,非得與母親來場攻防,好像占了上風,終於能攻陷母親築起的城牆。(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母親怎麼可能會放下自己圍起的城,讓妳輕易一躍進入她的心房。)

後來抽身選擇不以孩子的角度仰望那個總是故作鎮定為了掩飾自己驚慌的母親,總是與她唇槍舌戰,該說的說了,不該說的也口無遮攔的,像命中紅心似的刺穿她看起來就是想占盡上風,實則小心翼翼不露出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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