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問我:做書(做設計)跟寫字(文字創作)的差別在哪裡?我想,做書應該像談一場戀愛那樣,跟「寫字/創作」是完全不同的事,前者是跟另一個人一起牽手往前走,後者則是永遠的腦內革命。

幾個月前朋友pass一個工作給我,問我能不能做?可以啊!我說。跟書有關的,我應該沒有拒絕過,跟出版社合作的,應該都不用問我。(我很閒啊!沒有時間安排的問題。)

問題是,是一本台語文書,對於連台語聲調都還沒搞清楚的我,下海(笑)做這本書,會不會有太多困難?沒多想,反正我愛做書,答應了再說。

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應該就做過一些台語文書,但接案是這樣,有人來問我接,我倒是沒有很積極一定要做哪種類別的東西,倒是做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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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過年的時候,我總是會變一些小東西來賣,再順手問有沒有朋友(網友)要,因為印刷品一印都要印到一定的數量,賣不完都會拿來送。每年想這些週邊商品都覺得十分有趣。

2016年去日本玩了一個月幾乎天天都會用房東提供簡單的炊具來做一點料理,回台灣後便與「煮飯會煮到生氣」的媽媽商量:妳不用一定要幫我煮飯,我可以自己弄啊!妳不要那麼容易生氣嘛!(不想煮的時候要講嘛!)

廚房一直是傳統家庭裡女人的領地,媽媽總是覺得我煮個飯把廚房搞得亂七八糟(我明明有收好嘛!)習慣的不同在用廚房的時候常常會爭執,但天天作飯「給一家人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好我媽的兩個孩子都是很不挑食的(幾乎沒有不吃的東西,但不太愛吃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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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媽媽說她找到爸爸了。」阿虎走後,姊姊走進病房對著我說。

明明是正中午的時間,從病房看出窗外,竟已是一片陰暗。病房裡的光線也有點微弱,我沒帶眼鏡,看不太清楚姊姊的表情。她的語氣是高興的?期待的嗎?

我撐坐起身問姊姊:「那他會來嗎?」

姊姊掀起我的被子,看著我腳上的傷口,喃喃地說:「應該會來吧!你先專心養傷啊,把傷養好,不然爸爸來看到,會很難過的。」

我滿足的點點頭。窗外的黑影裡一道光閃過,雷聲伴著大雨滂沱而下,我戴起眼鏡,望著窗外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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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舅媽對我動手動腳之後,我就盡量不要在她喝酒的時候出現在她的面前,就連要閃過她的視線回到房間去,我都會背對著她快速上樓。

早上我還沒醒來前,母親大力敲打著我的房門,我反射性地從床上跳起來,手摸著枕頭邊找眼鏡大叫:「怎麼了,什麼事?」然後看著已經打開房門的母親,「妳交代的事我都有做,妳不要生氣。 」母親沒有說話,靜靜看著我,直到我把眼鏡戴上。

母親把手上握著的錢和單據遞到我面前,一一交代著:「這一千塊,第四台的錢。」再掏出一張逾期的停車費掛號通知說:「叫你姊姊以後掛號自己收、自己繳,不要每次人家都要幫她處理這種事。」然後再拿出一千塊說:「這是舅媽的酒錢,回家的時候不要忘記,如果忘記就好好跟舅媽說話,不要動手動腳的。」

「可是那天是她先找我麻煩的!」我逮住機會想跟母親說起舅媽那天的猥褻,母親沒有給我任何辯白的機會,她堵住我想開口說的話,「再怎麼說她是你的也是我的長輩,你怎麼可以對她這樣動手動腳?是要讓別人笑你沒有爸爸就沒有家教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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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男男。」父親離開的那個清晨,是還沒開冷氣的夏天,他搖醒上舖的我。我睡眼惺忪看不清楚父親。那時房裡已經有了一點光亮,父親揹著那只每次出門旅行會扛在身上、大大的登山背包,他身上穿的不是公司的制服,而是他跟我都有的王建民洋基WANG 40的T-Shirt!

我伸手摸著枕邊的眼鏡戴上,還沒開口父親就接著說:「男男,爸爸要離開家一陣子。爸爸跟媽媽說好了,你和姊姊先跟母親生活,等爸爸生活穩定後,再回來看你們。」

我還沒清醒沒來得及問父親:「你要去哪裡?」父親已經扛起他的登山背包關上房門離開,留下整個房裡的安靜。我靜靜地聽著父親下樓,穿過客廳,打開家門,關上家門,直到他偉士牌的聲音,慢慢消失在空氣裡,我才想著應該要起身攔住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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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要打開這部電視劇都會讓我有點掙扎,因為每一次打開都像在挑戰自己的耐心,必須忍受劇情中所有消防救護人員的遭遇,制度面上的不合理、群眾的不理性、媒體的情緒勒索,以及面對最親近的家人種種不諒解,我想這劇本很明確地想要把這些處境傳遞給觀眾,好讓普羅大眾都可以透過這樣的職人劇,更清楚明白制度中面對關(官)說時的無法強硬,和那些之於人性無法反擊的吞忍。

真要說,最後的結局根本是天方夜譚的神話,真的有人願意為自己關說後造成的悲劇如此坦然的面對嗎?這應該是一種嘲諷式的劇情。在制度面和人性面上,幾百年才會遇到一個有良知的議員,願意為自己官官相護所釀造的悲劇擔起應付的責任;當然,也不免讓人想著:「安檢隨便關說唬弄過去,難道從來沒有想過會發生事情嗎?」如果關說的議員真的有良知,一開始就不會縱容那些和刁難什麼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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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車準備下橋的時候,為了閃避一台從右邊切換車道的摩托車,我將車身一偏被後方的來車撞飛在中央分隔島上。這是八月夏日的午後,整個柏油路熱得快要融化,熱氣還烘得雙腳發燙,我一定是在某個瞬間閃神了,才會在這個天天往返的下橋處發生了車禍。

跌落路面的瞬間我看見所有人車全都靜止住,而我擦過路面的四肢像被烈火灼上產生了劇烈的疼痛。我企圖從靜止的現場站起來卻一陣暈眩,腦中怎麼也沒有後來的畫面,我到底最後怎麼著地的?

我聽不到身旁任何聲音。

烈日的陽光直接刺進我的雙眼,我記起孩童的時候,每晚我會在入睡前禱告:

我希望我醒來是到天堂或是地獄,無論哪一個都好,只要讓我能從現狀離開都好。

我以為這一摔再睜開眼,會看到牛頭馬面或者七爺八爺來接我去離去,我記不得到底通往陰間會是被誰接走?我只知道,如果可以最好越快越好,讓我從這世界離線,越快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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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手抄這首詩,是什麼時候?我已經不記得了。在某一段時間裡,我總是會靠著默背、默寫這首詩,度過那些「也許走了,將不再痛苦和遺憾」的深夜,或者是陽光刺眼卻分不清自己在夢裡或是活著的時刻。我經常地在那蒼白的空氣裡希望那顆李奧納多手中的陀螺不要停下來,好讓我相信我是在無法醒來的夢裡,而不是在難以下嚥的人生!

在無限輪迴的夢裡醒著好,還是在無法逃離的現實中期待「停下來」比較輕鬆?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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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才華〉的時候,的確拿了這段戀情做延伸。於是將自己丟回那段時空,重新走了一次那場戀情!

那是七月的盛夏。台北盆地的夏天是極度悶熱的,即便台北的一切都教人嚮往:那樣多的資訊,那麼多的藝文活動,所有所有台灣的流行議題都在這裡燉煮出一道又一道精采的料理,你常來不及咀嚼,就又進入下一次的餐敘。但無論如何在南方吹慣了夏日晚風的孩子,可以忍受炙陽灼烈,卻很難能受得了台北的夏天是悶出身上一顆又一顆的水滴,彷彿自己正在爐裡被燉煮著。

辭去那個教科書排版的工作,我進了兔兔的公司,文青們都嚮往的公司。我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對勁,明明在教科書的排版工作如魚得水到閉著眼睛都做得比別人快,雖人起薪低但福利固定、三節獎金健全,在責任制時代前期,還有符合勞基法的加班費,晚上六點前可以坐在電影院看電影的工作,我竟說不幹就不幹。母親問我的時候,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大概只答了:「原來的工作覺得無聊了,想換個做做。」新公司也是大公司,母親沒多說,她也改變不了什麼,我向來是先斬後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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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多年以前誰轉來什麼文,我開始按下追踪,窺視妳的生活,或有時留些字就這樣來來往往的建立起網路上的交集。是那年我在日本看似逍遙但卻焦慮過著尋找自己的那一個月。那時我幾乎是真空狀態,與整個世界只有網路上的一絲訊號,如果國外sim卡連不上網,我就消失在這世界。

是某日妳突然發現與我不是「好友狀態」便興高采烈地跑來按下交友鍵。或者妳不相信三十七歲的我,第一次感覺到「有人好開心地想要跟我做朋友」,是啊是「朋友」。

三十五歲以後,交朋友變得更困難了。或說一路從童年至那年「交朋友」對我來說都是萬分困難的障礙,到那時早就開始連戀愛都懶得談,要交待從小到後來的人生多麼麻煩?要用我甚少與人來往的人際網絡裡找到比較適切的交友模式,以及難以說明的那些古怪,更是讓交友成為一種困擾,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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