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不認為說愛是必要的事
父親離家前的某個夜晚，我在書桌前東摸摸西摸摸寫著那一晚的作業，父母好似在房外爭執著什麼？姊姊是去補習還沒回家嗎？我的作業始終沒有動下半個字。父親進房看我一臉懶散，他問我：「為什麼你還在玩？作業不快點寫。」我抬起頭看著他說：「我沒有在玩。」又低頭看著我寫不出來的作業。
父親提高他的音量再問我一次，沒等我回答，他走出房外拿著那粗有一枚十元硬幣的藤條，衝進房間什麼也沒說地朝我打來。做錯事的時候，我會很心甘情願地待在原地被打，沒做錯事的時候，我會反問為什麼、我會逃跑。母親看著父親衝進房內，趕在他的藤條繼續落在我背上之前，站在我們之間，差點也挨到父親的打。
那是父親最後一次這樣體罰我，也是少有的將我打到青紫留痕。母親討厭父親打孩子，討厭用這樣的教育方式嚇阻孩子。母親向來只要使個眼色就能讓我滿到喉嚨的衝動完全打消回擊她的念頭，她不需要打我，我生命裡最怕的人不是打我的父親，而是我摸不著喜怒的母親。
父親未離家前，我總喜歡在他的制服口袋、暗袋裡撈一些零錢，不拿紙鈔只取走五元、十元，偷買那些父母不准孩子吃的食物，所有紅紅、黃黃的糖果，那些甜甜酸酸的汽水、色素果汁，或者想買什麼是父母不給的小玩意兒，就在零用錢外拿走父親的零錢。父親還有個菸灰缸也擺放他從口袋掏出來的零錢，我想他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我隨意拿，只要是在他能接受的範圍裡。
我養成這樣拿錢的習慣，在父親離家後再沒他的口袋可以挖零錢、家裡的經濟從小康變成負債，母親的零用錢照給，學校該交的費用都不會少，其他要求跟同學一樣的物質生活母親一概不給，從頭到腳從家裡缺的到學校要用的，母親只能盡可能的維持讓孩子不要餓著，其他的她真的給不了。
我知道母親給不了，也從未跟母親有過分的要求買東買西，但就是會拿一把尺去挖她放在鋼琴上的那個竹製存錢筒。那是個只能用剖開的方式才能拿裡頭的錢的存錢筒。母親不像父親會四處放著自己的零錢，她總是將錢包裡的零錢全都丟進那個存錢筒。
我時不時趁母親不在家的時候，將存錢筒舉在頭上，望著那小小、直條的縫縫想望進裡頭看看還有多少零錢可以挖來花用！我拿起一把尺伸進那條縫，東搖西晃讓零錢順著那把尺像溜滑梯似地滑出洞口。我只拿走十元和五十元的硬幣，其他一元、五元我總是嫌惡地將它們又投入存錢筒。
母親知道。她跟父親一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偶爾在我面前搖晃那只存錢筒，像是警示一樣。每每我都心虛地避開她那個動作。我不完全確定母親知道，我總是摸不透她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能不能這樣、可不可以那樣？我依舊習以為常地掏空她那只存錢筒。
那是一個尋常的夜晚。母親突然拿起那只存錢筒在手裡惦惦它的重量並且搖晃著它。我瞥見她的動作，幾乎快要全身發抖地等著她隨時會來質問我。她問我：「你有沒有偷挖這裡的錢？」我不敢抬頭。她知道她只要稍微一板起臉孔，我便會一句話也說不出口，越見我無語，她越肯定是我。我心裡更虛、頭也低得更低了。
母親將那只存錢筒打開，見著全都是一元、五元和少數的十元、五十元，大聲地喝斥我：「跪下。」我開始哭，被逼急的我總是忍不住淚水，不是委屈、不是害怕，也不是做錯事而哭，是被逼急時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時候就會哭。她的音量像父親最後一次打我那日一樣又往上加的問我：「哭什麼！你偷拿錢以為我不知道，還全部都拿走十元、五十元。還敢哭。」
我一句話都說不出口只會哭，我跪在那只存錢筒和散落的零錢前。母親全身的氣憤已讓我腦中一片空白不知她在說什麼、她在做什麼，直到她拿著衣架從我大腿上不斷打落。我哭得更大聲了，我哭得聲嘶力竭無法想起這件事後來怎麼落幕的，只知道我大腿上留下一道被母親打得皮開肉綻的疤，至今依舊清晰可見。
我沒有呼救、沒有反抗，就跪在母親的跟前隨她發洩她對我這般偷竊的行為的憤怒、傷心、痛苦。父親最後一次打完我後，母親拿著藥來幫我擦，我或有倔強地撥開她弄痛我的手。而母親唯一次打我，拿來衛生紙要我擦擦腿上的血。她好像是這樣跟我說的：
那個存錢筒的錢，一直是我存下來要幫你繳畢業旅行的錢，你會拿我知道，我怎麼投錢都投不滿它，我投多少你就挖多少，還把全部的十元、五十元都挖得乾乾淨淨。
我應該是全身抖動完全說不出話來的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母親叫我起身去洗澡睡覺。我忘記有沒有向她認錯？忘記她後來怎麼原諒我的？更不敢抬頭看她那時已被所有的經濟壓得滿身疲憊的面容。
隔日上學之前，母親將畢業旅行的幾千元放入信封要我好好的帶到學校，那時她好像有問我：「你的腳這樣，要不要穿長褲上學？」我搖搖頭說不要。她好像還是問了我：「同學問你怎麼說？」我忘記我有沒有還是傻呼呼地回答她：「就說偷錢被妳打的。」
母親那年與我現在同齡，我始終不知道她怎麼能夠撐過那些年？將她逼至絕境只差沒有帶著我們兩個孩子結束生命的那些年。後來的我與母親之間的衝突、爭執不斷至水火不容。但想起那些年我仍舊只能帶著這個疑問，靜靜地陪伴曾經為了存錢讓我去畢業旅行的存錢筒被我掏空，將我打得皮開肉綻的母親。
圖為2011與母親同遊台南黑蝸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