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故事的時候,總是容易從故事情節裡尋找一些跟生活相關聯的細節,常常容易對號入座了進去。像「母愛」一而再的,再而三不斷被延伸到所有人的心裡,有些人有了「母愛創傷」,有些人則是指控著母愛裡的「情緒勒索」,所有原生的、從母親身上染進自己體內的灰澀,總是那麼不著痕跡地啃蝕自己,分不清自己到底「要」還是「不要」母愛?說不出口究竟要母親如何拿捏自己心裡渴求的、企盼的究竟要給到哪一個刻度才算完美?

本能的。在缺口處,得找一個東西填補;在滿溢處需要挖開一個洞,流出那些已經無法負荷、名為愛,而被稱為勒索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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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妳分手後的一兩個月後,我知道應該讓妳走了,從我心上走了,最好連記憶全部抹去,最好什麼都不要再想起,任何妳的消息我都不想知道,我跟認識妳的、知道我們談過一場戀愛的人公告:「不要再跟我說起她,此生我不會再與她有連結。」有時玩笑話的學著《甄嬛傳》的末了,雍正對烏拉那拉氏說的那句:「朕與她,死生不復相見。」

很多人不太明白,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甚至是好聚好散的分手,為什麼要說出這麼訣絕的話?我想多半都是一種,在心裡把路走死了、把話說絕了,好讓自己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軟弱,可以有機會重來、重來、再重來,或者不讓自己留著一點未滅的火光,不讓自己在心裡盼望著哪日勾動什麼天雷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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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台北永和,我住了將近三年的地方。走在跟高雄有點相仿的街道上,人車忙碌、招牌一個一個擋住後方的視線,那兒有時會讓我想起家的味道,只有在地人會如數家珍的拿出口袋裡那張地圖,哪家好吃的排骨飯在前面一點點,這家肉圓吃了幾十年沒有漲過價,巷口彎進去的第三家賣麵的一定要加顆魯蛋⋯⋯

離開台北後,永和成了我和Q每回碰面必然的相約。而每次回到永和,都會讓我想起Q曾經問過我的那個問題:「為什麼你對發生過的事可以那麼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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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午後,班導從隔壁棟的教室二樓走回我們位在四樓的教室門前,用他南台灣流利的台語,從他帶著菸味、滿口發黃還布滿菸垢的嘴裡發出了怒吼:「誰再來打我們班的學生,就先打我。」還沒上課的教室一片安靜,看著個頭不算太高、頂著小平頭的他說出這句話時,真的有點江湖老大的氣勢,像是手下小弟被誰怎麼了,老大不爽發出了警告。

我第一次見到國中最後一年的老師時,一直在想「這阿伯到底是教什麼的?」全身菸味在跟他對話時,總忍不住想要往後退幾步,也經常地在遠處看到他在抽菸時便繞了個大圈,想要閃開他撲鼻而來的氣味。(那是個還沒有太過嚴格限制抽菸區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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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日子裡,我的人生除了工作以外,就是運動,我LINE上的個人簡介說明是這一行字:我不在運動就在去運動的路上。除了夏日的游泳,還騎單車、跳繩、玩健身器材,長了肌肉體態變得好看,但體重和體脂好像沒有特別明顯的改變。

年近四十以前,我經常看著同齡或是過了四十歲的男性友人們,熱愛曬出自己運動的照片,換來滿滿的讚,我總不解!直到我發現「原來拍個運動照可能激勵別人一起」,我才稍稍地理解「拍照不是為了要換讚」如果能帶動誰去做什麼事,那麼運動照可能是非常激勵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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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與生俱來的另一種能力,對於女性,我總是有著像兒時寶貝心愛的玩具那般的呵護,在女人堆裡成長,不是被懷疑自己的性別及性向,就是自己歪頭想著為什麼她們的擔心、憂慮我都沒有?究竟是我從另一個星球降落還是真的如從小聽慣的那句被生錯性別?

年少的時候望著母親的憂愁,那些錢能解決的事情感覺上都好辦,但那些錢不能解決的社會眼光,對一個單親媽媽、一個工作能力很強的女性,母親一方面得收斂起自己的能力(免得整個社會把她的單親,降罪在她的才能),一方面又不能不火力全開的養家活口;我總是在她身上感到無比巨大且我無能為力的不安,好像沒有任何事可以讓她證明自己,讓她張著滿身防備,害怕有誰看出她心裡那道裂縫,拿把刀再狠狠用力刺穿(她拚命地抵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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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詩或情歌常常是那樣,從別人的故事聽取也許不是愛情的心碎,運用著文字傾訴給不同對象聽,就能建造一座愛情的牆讓人攀爬;越過去的會嚐到裡頭的酸甜苦辣,在牆邊的總以為每一個帶有情感的故事或沒有情感溫度的總應該搬張椅子坐進情緒裡。

只能說,感情都是磨人的,不管哪一種,只要從眼中擠出苦苦的眼淚那種,必然都是需要有個人相伴,哪怕是個陌生人哭他一場,也好過自己讓那些鹹鹹的液體吞進肚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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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個年歲以後,「找自己」「做自己」這幾個字,占滿了世界各個角落,從電影到書本,從音樂到社群平台,各式各樣的傳播媒體不難看見這些討論,從我童年聽著李明依唱的那首〈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中那句:「只要是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被視為一種對權威的挑戰,到後來的現今永恆討論不完的「自己」,始終高掛在出版發行或是點擊率的前幾名。

越過了三十歲之後,先是面對了「我到底是大人還是孩子」的那彆扭,說起話來開始有一點分量,但還不到可以讓別人停下來認認真真聽你說話,即使週遭有些人願意聽你說了,但總免不了還是會有點害怕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表達自己」或是「到底有沒有人要聽我講些什麼」,但最常遇到的完全不是「能不能好好表達自己」,最後才能明白「每一個人都想要被傾聽」,聽見每一個「自己」,於是常常誤以為「沒有人想要讓我做自己。」而由心長出無盡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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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八歲的時候,迷戀著春末的雨季,在炙熱的午後從天而降一場又一場雨。課堂上老師的麥克風開到最大,而我耳朵裡的流行音樂從繞往背後的耳機偷渡到課堂上;除了這樣的午後雷陣雨之外,我討厭任何時候的雨天,尤其是打亂了所有行程的雨不停,以及如台北冬日綿綿細雨帶著刺骨的濕意。

那個年紀的雨,總是夾帶著一絲強說愁的憂鬱,而愁裡有時伴隨著許多從心裡滋長出來的想念、愛戀,彷彿能在雨中即景看到那些想像中的擁抱或離別!再想像著偶像劇的情節裡,假想自己是被雨水灌溉的小草,或是在雨中吼叫想要掩飾不能外露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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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應該是女性角色裡,最難捉摸的一個身分,或者應該說,比起女孩的彆扭,從旁觀的角度,切換不同的身分辨識母親的悲喜苦痛,是生命裡難以言述的艱難。特別是跟母親有著同樣的性別、有著同等的細膩和一模一樣的彆扭,就更容易深陷之中,那些關於「愛與不愛」的自我對話,常常糾住對話裡的縫隙,非得與母親來場攻防,好像占了上風,終於能攻陷母親築起的城牆。(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母親怎麼可能會放下自己圍起的城,讓妳輕易一躍進入她的心房。)

後來抽身選擇不以孩子的角度仰望那個總是故作鎮定為了掩飾自己驚慌的母親,總是與她唇槍舌戰,該說的說了,不該說的也口無遮攔的,像命中紅心似的刺穿她看起來就是想占盡上風,實則小心翼翼不露出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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